張清吉談新潮文庫的故事
  【張木蘭/記錄整理】



  現今四、五十歲的人,在從前思想資訊桎梏的年代,幾乎無不透過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來打開視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閱讀新潮文庫的書幾乎像是一種「閱讀競賽」,比多、比快、比深、比廣,許多人也從新潮文庫的這一道門,進入文學、思想、社會、宗教、電影、藝術的領域,開啟了各自「內在的知識爆炸」時代。

 但是,很少人曉得志文出版社的老闆張清吉先生,最初僅是一位三輪車伕,過著貧苦的生活,因為在閱讀中找到了出口,而開啟了「多印一點書,讓多一點人看」的平凡宏願。這位長年隱身在書堆中、以閱讀為樂的老先生,終於因「向資深出版人」致敬活動,而現身幕前,接受屬於他的掌聲與喝采。



 陳信元:資深出版人評選會議中,評審委員一致公認,志文出版社對台灣文化的貢獻非常大,尤其是新潮文庫的叢書,可以說是「開創了台灣新潮的一代」,影響力相當深遠;林衡哲先生也多次公開推崇地說:張清吉先生猶如「台灣的王雲五先生」。您這一路走來,是什麼樣的道路,什麼樣的風景,是否可以從頭說起?

 張清吉:民國十六年,我在新竹縣竹南郡附近出生(現今苗粟縣後龍鎮一帶),我父親有片大約一甲左右的貧瘠田地,根本不夠維持一家的生計,只得靠一半的時間出外討海,那時討海是最赤貧的人想出來的辦法,簡陋的竹筏,四個人撐一支竹篙,到離岸約一、兩個小時的海域捕魚,每一趟出去,都可說是冒著生命危險。

 後來沒辦法,父親帶著我們搬遷到台南鹽水,那裡離糖廠近,多少總有些零工能「賺吃」。我是家中的長子,在鹽水公學校開始日據時代的小學教育,當父親在糖廠沒工作可做了,我們又回到竹南,我則每天走兩個多小時的路,到最近的一所外埔公校,繼續課業。

 那時期的我,把上學視為畏途,一方面因為路遠,每天總是遲到,日本老師非常嚴格,只要學校一撞鐘了,還沒進到教室,就得自動到教室外罰站。我實在是被罰怕了,後來,只要一聽到撞鐘,而我還沒趕到教室,便索性藏到附近的甘蔗田裡躲起來。躲在蔗園裡,又怕又餓,按著下課時間回到家,卻什麼也不敢說。

 另一方面,父親一陣子討海、一陣子又到台南,我的學校課業也是轉來轉去、斷斷續續的。所以學校最初對我而言,是苦是怕,一點也不愛上學。

 直到三年級,我的運氣來了,遇到一位好老師,這位日本老師的名字我忘記了,卻是我一輩子最要感謝的人。

 這位老師在教我們課文時,經常會主動介紹許多「課外讀物」(書籍的來源,則要感謝製糖株式會社的圖書館),他介紹我們看《幼年俱樂部》,那是當時所謂的小人書,約三十二開本,不太厚,一個月出刊一次,裡面的編排並沒有特別標榜什麼科學自然類別,但對我來說,一個孩子會被吸引的冒險故事、科學新知都在那裡面。

 我當時大約八、九歲,仍然極端內向害羞,連鄰居到我們家來,我仍倉皇地找地方躲起來。但創刊於昭和大正三年的《幼年俱樂部》滿足了我所有的探險,隨著年齡漸長,我就接著看《少年俱樂部》,再後來,就直接看日文雜誌《講談社》。

 當學徒兵、出海捕魚的日子

 陳信元:那段時期,正是日本大正年間文學風氣最盛的時間,難怪印象深刻。尤其是童年時期讀的書,影響深遠,及長,若是做出版,往往一定會想嘗試去做童年讀書印象深刻的那一塊。

 張清吉:是啊!那段時間看了許多戰爭故事、連載的時代劇,也有許多日本改編的英美文學,這份心靈視野的灌溉,使我深深覺得老師很偉大,他能給我們知識,也能真正幫助我們茁壯。當時,我唯一的念頭就是要聽老師的話,老師說看課外讀物對我們有幫助,我就拚了命地看。

 這位老師總共帶我們三年,那時我才國小五年級,已經開始看《文藝春秋》了。還記得有一次朝會,老師向全班同學表揚一位同學,老師說:這位同學已經看完了全套五十四冊的世界名人傳記,你們應該向他學習!當時,我的心底立刻升起向這位同學看齊的心。

 畢業後,太平洋戰爭逐漸形成,我先是到岡山機場當學徒兵,頭一天進去就被修理,洗澡時看到同學的屁股個個烏青,才知道自己也有一個被賞吃大板而烏青的屁股!總之,為了日本的「海軍精神」,吃足各種苦頭、受盡各種操練,才熬到修焊飛機破孔的工作,戰戰兢兢但還平順的日子才沒多久,日本的飛機數量銳減,我們看到吃得白白淨淨的日本子弟兵,風風光光、大搖大擺地登機作戰,卻一個個都不再回來,我們已沒有飛機可以補修,便改去做迫擊砲的彈藥,徒手完成一枚一枚彈藥芯,稍有閃失,可能就會被炸死。

 而後,南洋拉伕一波接一波眼看就要輪到我了,某一年十二月初八日,父親特別叮嚀我去理了髮,卻突然傳來日軍戰敗的消息。台灣光復後,我先是回到竹南,沒工作做,只好走上父親的路,出海捕魚。

 出海捕魚所吃的苦頭,絲毫不下於當學徒兵的日子,當時根本沒有天氣預報,每次出海,沒有人知道是否能平安順利地返家。有時,為了多捕點魚,破爛不堪的漁船,會不顧拋錨的危險,開到遠一點的海域;冬天時天色未亮就出海,利用簡陋的簍筐作業(當時連魚網都沒有),手指往往凍得失去知覺。

 有一次,看到遠天的雲腳起了變化,船長決定趕快回航,但連簍筐都來不及收,三、四層樓高的巨浪已經來到船邊,我們只得將簍筐的纜繩一一割斷,以求保命!還記得當時,我們只升起半截油布帆,船身就像箭一樣被風吹得飛快,大雨飄灑中,巨浪如黑山,就在那時,大約有幾千幾萬隻的海豚,全都浮到海面上,和我們這個隨時要翻覆的小船一起在浪尖翻滾,說來神奇,海豚像是為我們開路似的,只要船尖指向的方向,海豚立刻劃開一條水路,大約四十分鐘後,我們人船平安脫險,恍如隔世。

 踩三輪車的空檔便拿起小說看個不停

 陳信元:這個經驗比《冰島漁夫》更精采。我們很好奇,您後來到台北是直接就做舊書的生意嗎?又如何從舊書攤做到了出版社?

 曹永洋:其實張先生自己不太愛講這一段故事,他剛到台北謀生,做的是苦力工作,踩三輪車。空車在路邊等生意時,便拿起小說看個不停,若有客人坐車了,他便把小說往座位底下一塞,幹起活兒來。客人走了,他又從座位底下拿起書繼續看。

 後來,同為「貨運行業」的收酒瓶、收舊書報的小販,看他那麼愛看書,就慫恿他開舊書店,張先生真的租了店面,自己去盤貨、載貨,當起舊書店老闆。書店裡,有日本人留下的日文舊書,第一代外省人清理家園傾櫃而出的中國新文學書籍,魯迅、巴金、丁玲、郭沫若、郁達夫、蔣夢麟……。

 他賣的違禁書都被李敖買去了

 張清吉:我最初以「長榮書店」當店名,一本舊書進不到五角錢,卻可以賣十多元,賺好多倍呢,很多年輕學生來買書,最早在臨沂街,後來在和平東路、羅斯福路和中華路都開過,一度開到同時有三家店,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自己做,幸好那時年輕。

 做舊書時,李敖來到店裡,他當時還在讀台大歷史系,對哪裡有舊書在賣,熟得不得了,每次來,都眼尖手快,一買就買很多,許多書在當時都算是禁書,警總不時會來查緝的,李敖就是有辦法東問西問,找到他想要的書。

 李敖很會殺價,十多元的書,他一口氣說十元,好像他說了就算,揀了幾十本書後,如果總價加起來六百元,他就說「五百元就買定了」,如果我算他五百元,他從口袋裡掏出四百元,剩下的一百元,他說欠帳,叫我記在牆壁上,下回一起算!再下回來,他說:「老朋友啦,你還老算我這麼貴!我都沒錢吃飯了!」

 就算這樣,久了以後,我也不禁懷疑他,那個時代,大家都窮,他哪來這麼多錢買舊書?他一布袋一布袋地買那些書,終於所有的違禁書都被他買去了。

 見賢思齊 想出一些真正的好書

 陳信元:除了童年困苦的生活經驗,張先生創業時所結交的這批年輕學生、青年才俊,是否也影響了志文出版的藍圖?

 張清吉:我因為賣舊書,而認識許多人,尤其是年輕學生,往往互相介紹其他的同學來,李敖之外,還有林衡哲、秦賢次,因為店頭需求大,我什麼書都收,整個倉庫塞得滿滿的。當時舊書生意算是賺錢的行業,買進時論斤算,賣出時賣一本賺一本,後來我發現給這些年輕人的書都太便宜了,尤其是珍版的禁書,但再想想,若不是他們,我又怎麼會知道哪些書可以賣呢?

 再者,這些年輕學生愛書如命,經常知道我什麼時候會補貨,下午就在店門口排隊搶購,這種情形,讓我看了也很感動。

 後來,林衡哲跟我熟了,有一次聊天中他就說:如果我們把這些舊書重新編印,一次印個一千本,就能多讓一千個人看到這些好書了。不多久,秦賢次以「秦雲」為筆名,重新編寫了一本《天下秘聞》,我自己對世界奇聞軼事也很感興趣,就決定出錢印行,沒想到這本書的銷路好得不得了,這件事至今恐怕不多人知道。

 書賣得好,許多人都鼓勵我再版,於是我就根據顧客需求最多的書,選了林語堂先生的書出版,以「新知書店」為名印行。這一類的書籍銷售得「乒乓叫」,印兩千本也一下賣完了,加印三千本照樣全數售出。印象中還記得的翻譯書尚有《如果麥子不死》等(很抱歉,當時完全沒有版權的觀念,所以也造成了後來一些爭議性),西洋文學書賣得極好,中國的文學書銷售較慢。

 書賣得好,賺了許多錢,林衡哲有一天感慨地說:光只出這種書,沒意思,除了賺錢之外,看不出別的太大意義,你應該出一些具有水準的書,對社會有益、有正面影響的書,俗語說「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嘛!

 他前前後後說了好多次,我細想覺得很有道理,正巧那時遇到文星書店要關門了(和我的長榮書店就隔鄰而居),結束營業大拍賣,店裡的人擠得人山人海,這番景象也使我「見賢思齊」,想要出一些真正的好書。正好,林衡哲先生手頭有三本翻譯書,其中兩本就成了新潮文庫的第一號和第二號作品,也就是《羅素回憶錄》和《羅素傳》。

 這兩本書一出,得到的回響非常大,陳鼓應、殷海光雖然平日不識,卻因為出了書,而得到他們親自前來肯定。林衡哲先生得知書獲得好評,也是興奮得不得了,「再出啊!」他興奮地喊,並一口氣著手規劃了十多本書,也介紹許多同學一起加入翻譯的行列,賴其萬、林克明、葉頌壽、文榮光等,都是當時的年輕朋友。

 「台灣出版界的唐吉訶德」

 陳信元:原來當時這麼多傑出的文學工作者加入陣容,林衡哲先生在新潮文庫的催生上,固是不容忽視的一位功臣,但出資者的視野與理想,才是使這件事情持續的最主要原因吧。

 張清吉:林衡哲前後出了大概八本書左右,後來面臨到要出國留學,他是新潮文庫名副其實的推手,雖然他後來仍陸陸續續在幫忙,但秦賢次也主編過一陣子,近十年則是曹永洋老師,他為我們譯介過《黑澤明的電影世界》一書後,就此不計酬勞地加入了新潮文庫的編輯工作。

 新潮文庫的書差不多在編號五十多的時候,開始著手日本文學和哲學書籍的翻譯,一方面是因為曹老師加入譯介的工作,一方面則是因為我本身受的是日本教育,後來到日本考察,一到飯店就直奔他們的書店,研究他們的出版方針、風格,以及經營企劃的手法。例如岩波文庫的書,就讓我心儀不已;每次到日本,二話不說,總是花最多時間在書店裡,同行的朋友,原指望借著我是日文通,可以幫他們導遊玩樂,沒想到我除了書店,還是書店。最後大家還笑我說:「你神經病啊,要看書回家去看,跑出國玩還天天泡書店!」也有人形容我是「台灣出版界的唐吉訶德」,瘋狂的行徑貽笑大方了。

 新潮文庫的書,在編排上,經常會在正文開始前收集許多作家生平資料圖片,這個做法就是岩波的書給我的啟發,我總認為讓讀者多了解一些背景資料,將有助於他們喜愛一本書。

 此外,曹老師後來還介紹了許多台灣的文學青年來出書,鍾肇政、鄭清文、胡耀恆、顏元叔等,陸續出了三十多種「新潮文叢」;那時,身在美國的林衡哲建議我,其實海外有許多優秀學人的作品,也非常值得出版,介紹我認識了楊牧(當時他以筆名葉珊為名),稍晚還介紹了劉大任,打算在我們這裡出一本《紅土印象》,但這本書後來被禁,上面還盤查、監聽了好一陣子,連我們出版世界文學《動物農莊》,上面也懷疑我們意有所指,要我們交出和出版此書的相關人士。

 做出版實在是一項非常辛苦的行業

 陳信元:大抵上資深出版社都會有過這樣一段經歷,總是一個時代的註腳記號吧。目前,志文出版社的經營情形是怎樣的呢?

 張清吉:做出版實在是一項非常辛苦的行業,我家中四個子女,他們從小看著我忙碌、一年到頭不得閒,營運與出版,累計共有近千種書類;孩子們目前雖然是出版社的核心成員,維持一年平均二十本書左右的出書,以及各地長銷書的補貨進貨業務,但實在沒有一個敢接下這個志業,太苦啦。我也因為視網膜的問題,還是熱愛看書、選書的工作,卻已髮蒼蒼、視茫茫了。


【2002/11/11 聯合報】






ffobeat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1)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