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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陳真這篇 七年前寫的文章 我覺得很感動，不只是對之前活動的反省，還有種對自己退伍後到現在快三個月但成長有限的愧疚：昨天補習下午自修空檔想到之前的面試、最近讀書的態度、現在的工作…這類所謂生活的事，意識到現在的自己缺乏了研究所時，那種興起、延續「浪頭」的熱情，不是種執著但有種「就是這樣」的自然延續，對自己與別人不誠實，渴望與矛盾之間掩飾不住心裡的激動，就在補習班的走廊哭了起來(上課時間好險四周沒人)。

對不起，插個嘴，說點風涼話。不過，這風涼話倒不是針對這次的「反戰」（？）活動，而是講我對台灣「社運界」的一個基本觀感。所以，請別誤會或生氣。

我這個觀感，和我對英國社運的觀感，可說正好相反。可能因為它們是蠻夷之邦，政府相當野蠻，所以，社運文化似乎也被「訓練」得比較成熟。不過，這畢竟只是我的一個感覺而已，倒不是說台灣社運「統統一定就是這樣」。如果你跟我沒有同樣感覺，那就算了，千萬不要抓狂，不要說我崇洋媚外。

說來話長，言而總之，總而言之，簡單說，我看到台灣社運有底下這些問題：

1. 太重視「別人」的肯定，卻不重視「自己」的熱情。

例如，太重視媒體和參與人數之類的東西。不但「太重視」，簡直是把這類東西當成唯一的「檢驗標準」。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話很接近我要說的這個意思，也就是說，我們做事應該發自內心，而不是為了讓別人看了佩服。

劍橋有個Campeace，是個反戰團體，這團體成員有多少，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我甚至也不知道自己該不該算一份子。這團體歷史不久，正式「成立」大約也只有三年。我參加過幾次活動，也參加過各團體合辦的幾次大型活動。種種異國社運經驗，雖然大多只是插花，可是，我相信我的觀察應該不會太離譜。

我發現，英國人可能是因為臉皮厚，似乎不怕參加的人少，或者應該說他們不太會把人數多少想得很重要，也不會去想什麼活動「成不成功」的問題，更不會去想「某一次」活動成不成功的問題。就好像我無法想像我今天若唸了一本哲學書，馬上就問自己是否「成功地」成為一個哲學家。

英國社運團體的做法，往往是今天一有消息，比如說英美又發射飛彈，他們就會用e-mail 通知，很快當天晚上就討論出個時間來，然後隔天一大早或中午就出動去舉牌了。他們通常也不會勤於連絡媒體，媒體來不來是他家的事，也似乎沒有人關心，至少我是一點都感覺不出來。

他們之所以動作這麼快，不是效率好，而是他們似乎不怕人少，不在乎隆不隆重、壯不壯觀、「氣勢」好不好看；而這些卻是台灣人最在乎的。就算小貓兩三隻，他們也無所謂。一般都是選在劍橋市中心菜市場前舉牌，常常只有三、五個人就「孤伶伶」站在那裏。

不過，這樣的「冷清」，卻依然讓我感到一種很強的「熱度」。但在台灣卻正好相反，儘管再「熱烈」，也依然是冰涼的，因為那經常只是一種表演罷了。參加台灣社運，往往只是讓我更感挫折，感覺我好像變成一個演員，在合演一齣戲給大家觀賞，讓人們來打分數，看我們有沒有表演成功。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那意味著我們的熱情並不純粹。也就是說，我們的「熱情」就跟股票行情一樣，隨著某種不重要的外在因素而變動。人多就熱，人少就意興闌珊。特別是當攝影機很多的時候，大家就更「熱烈」。攝影機照不到的地方，大概連個鬼影子都沒了。

這使人難以信任台灣社運界，給人感覺就像一群在乎選票的政客，或在乎「業績」的商人，在表演一些什麼給顧客或選民看，感受不到什麼真實的熱情。就算把麥克風調到最大聲，其實還是聽不到聲音，因為聲音是來自內在強烈的感情，而不是來自外在虛捧和嘈雜。

我們如果總是要把人數或媒體報導等等這些立即性「成果」看得那麼重要，那何不乾脆去參選民意代表或當官？把自己弄成一個政治明星之後，一呼百應，動見觀瞻，「支持者」要多少有多少，豈不更省事？比方說，各地就會紛紛成立「陳真立委反戰之友會」，那不是更有動員效果嗎？何必做社運做得那麼辛苦？

像Campeace 針對這次英美侵略阿富汗的事，他們就如往常一樣，訂每天中午12點到1點，想去舉牌的人就自己去菜市場那邊舉。更重要的是，舉完之後，不會老是在報紙上發表救國救民的感想。而台灣社運圈，卻絕不「浪費」任何一次活動的「利用價值」；彷彿做了一件事，如果媒體沒報導就意味著這事不存在或不具意義似的。

台灣社運中人經常「感嘆」台灣人心冷漠，可是，還有比台灣的「社運人士」或各種文化菁英讓人感覺更冷漠、更無情、心眼更深的嗎？許多奸商和政客，依我看，顯然都還沒有這麼糟。我們並不是愛之深責之切，一點都沒有「切」，這就是我和李鑑慧最真實的感受。

社運人士或進步青年，不管是「溫馨型」或「革命型」，總是讓我們感到很害怕，因為他們好像心裏總是懷著一堆鬼胎，好像很耐不住寂寞、很需要光環或權力似的，絕不是正直的人。

媒體報不報，本來就不該是什麼問題。它會報不是更奇怪嗎？那何必做社運？如果媒體報導那麼重要，何不乾脆立志當記者？

我看英國人他們想去抗議就抗議，一般不會先開會開個老半天，串連串得累個半小死，不會有什麼媒體組、公關組、交通組、文宣組、山口組，無所不組，幾乎通通有獎，個個有「頭銜」，自己賦予自己某種根本不必要的「權力」。而且，等弄完這些之後，不就沒力了嗎？從事一個活動，有這麼難嗎？

我曾去倫敦參加過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是去年大約此時，紀念美國侵略和經濟制裁伊拉克十周年，大家事先講好說要堵馬路，而英國政府何許人也，哪有可能讓你堵倫敦交通要道。我要說的是，那次活動許多人被捕；而在英國這個「法治」國家，不像台灣，它逮捕是捕真的，會用煩瑣的法律「治」得你死去活來，代價很慘重。更糟的是，不會有人把你看成「英雄」，絕無法累積什麼「政治資源」。

可是，我看許多人，在根本沒有什麼人注意到他的情況下，毅然去做那些會立刻遭到逮捕的動作，比如說，衝到大馬路上躺下來讓車子不能過。被捕之後，旁觀者或其他同志並沒有任何激情，好像被抓走是很理所當然似的（難道不是嗎？）。通常也不知道被抓的是誰。當然更不會炒作什麼「因義受難」等等這些無謂的英雄情節。

這樣的情景倒讓我很感動。因為，如果你是自願來，自願被抓，自願做這個做那個，那你怎麼還能期待別人對你的「付出」歌頌一番？

我記得那次活動中，一個學生模樣的人，警察很明顯不想逮捕他，一而再再而三前門抓後門放，但他卻一而再再而三跑去堵國會大馬路，警方後來只好把他拖上鎮暴車，而且派出大批警察在他座位四周，團團圍住，怕他在鎮暴車裏又不乖。

這時候，我看到當天活動一位負責人，若無其事站在鎮暴車旁喝飲料，我這時才真正感受到這是一場戰鬥，而不是鬧著玩。

戰士被俘本來就是應該的，媒體有沒有報導根本不是重點，也不會有人想發起什麼聲援活動。聲個什麼援呢？被「敵軍」抓走不是應該的嗎？這難道不就是你故意違法的目的？

那一次，我在鎮暴車外，透過窗戶和眾多圍住他的警察，看到這個學生模樣的西方年輕人的側面，戴著眼鏡，冷冷地坐在座位上，目不旁視，面無表情，使我當下心裏頗為感動。

我相信，感情是一人「獨立作業」，不需要任何人來肯定。

我們總喜歡吹捧一些所謂「因義受難」的人，可是，我們捧他，不就是在侮辱他嗎？就好像我們不會想去捧某個媽媽如何愛她的小孩一樣，因為這本來就是應該的。不但應該，而且是一人作業，沒什麼好捧。

一切社運，難道不也應該如此？媽媽愛一個小孩，絕不該去想別人有沒有肯定她，或一舉一動都「思考」著有多少「效果」之類。同樣地，一個社運，幹了就幹了，媒體愛報不報是他家的事，不該是我們一直掛心的。難道他不報，我們就不做了？或做起來就沒精神？

2. 太急著看到成果，簡直就是希望能「畢其功於一役」。可是，國父革命也得革了十幾次不是嗎？

這心態給我的感覺就像一個怪農夫，今天播了種，隔天就想收割那樣，太心急了。台灣社運人士可能以為只要掌握了什麼「祕方」，比如說媒體或諸多「名人」之「助陣」，然後稻子一下子就會長得又高又壯。

這個「社運農夫」很奇怪，從不花時間耕耘，卻一心想著祕方，以為真的存在一種什麼捷徑或更有「效率」的管道，只要掌握「時機」，迅速就能收割，「業績」一下就能攀升。

俗話說，「吃不到三天青菜，就想上西天」，大概就是這樣。齋戒個幾天，就急著問是否成佛了？是不是往成佛的路上更進一步了？弄個兩天活動，就說是「創造了歷史」或「歷史性的一刻」；臉皮更厚的，著書立傳，台灣所謂「學生運動」不就是這樣嗎？誰做過什麼學運？如果那也叫學運，那英國豈不是天天都有學運？而且還更輝煌百倍。但在英國，我從沒聽說誰是什麼學運份子，根本沒有這種東西，就好像沒有什麼談戀愛份子或洗衣服份子一樣，那是很莫名其妙的。

說來說去，還是回到老問題：不重視內在感情，太重視外在聲勢或「成果」，太在乎收割。其實收割根本不用操心，稻子是否熟了，屆時難道看不出來？

而且，更可怕的是，太會搬弄口舌講漂亮話，動不動就講得好像意義深遠或極具思考價值，一點無聊小事或一點瑣碎小意見，也一概都能用漂亮話加各種艱深辭彙，講得好像很深奧很深遠。台灣文藝青年或進步青年，實在很讓人厭惡，虛榮到徹底，毫無半點真誠。

3. 太重視「黨中央」。

一個極其簡單的事，不知道為什麼，總是要弄得好像很龐大、很複雜、很隆重、很艱深，而且有時彷彿有個什麼「領導中心」似的，有模有樣。

這個「黨中央」，控制著許多事的進行。常讓我感覺好像在從事一項什麼複雜的企業活動或節目似的，凡事得經過相關部門重重批准，當然更必須給幹部和總經理們過目裁決。而且，事先得彩排、研究個老半天；彷彿許多事不是「權力核心」或「決策圈」以外的人所能插嘴。可是，有這麼難嗎？

相對地，在英國，如果我願意，我很容易就能參與或促成一個活動的形成；只要我願意，我的意見似乎也很容易就能在團體裏傳佈。而且，不會有人關心我的某種「意識形態」是否「純正」或穿著有沒有整齊、頭銜夠不夠社會份量等等。

我當然不反對一個大型團體在平常的例行事物上有其規劃和權責分工，但是，許多時候，這種所謂「分工」或監控或開會等等，根本是多餘且有害的。

多餘不用提了，之所以有害是因為，一個運動或活動，如果老是要弄得複雜兮兮或偉大非凡，一般人怎麼會敢或怎麼會想加入呢？那樣一種黨中央，等於是自己把自己給封死不是嗎？我不知道這除了讓自己感覺很炫之外，對誰有什麼好處？

台灣社運總是帶著很強的一種「表演」色彩，像表演大會操一樣，總是想「規劃」活動，把它弄得有模有樣、面面俱到、聲勢浩大，可是，「規劃」什麼呢？有這麼難、這麼嚴重嗎？難道我們是在做一場表演？

而且，每個人自己難道沒有一點自主性？沒有一點不爽之下的自發作為？一定得等什麼團體或一堆團體掛名串連來「發動」之後，我們才能出門去抗議或表達我們的不爽嗎？

許多時候都有所謂「活動檢討」，總感覺像是在說我們已經完成了一次表演任務，現在第一階段節目已經結束，大家來想一想「下一次表演」要如何改進，如何隆重推出更好的節目。

可是，如果我們相信發自個人的感情和力量，哪有什麼結不結束的？任何人或任何團體隨時隨地都可以單獨或呼朋引類去幹點什麼不是嗎？比如說，自己到 AIT 前去給他舉牌靜坐一下，比如說，捐點錢給哪個機構，比如說，寫封信去罵政府官員等等等，有什麼難？

台灣社運界大概是中選舉毒太深了，所作所為的模式與心態，往往跟政客搞選舉毫無兩樣，老是思考著要如何把力量「集結」，好像個人的力量是不存在或不重要似的。就跟「做節目」一樣，一切活動似乎都只能是「規劃」之下的集體作業，後面有一個「黨中央」在控制。

再說，哪來什麼時機？你怎麼學英文，就該怎麼做社運。學好一種語言，不外就是隨時接觸，經常練習，哪來什麼時機問題？但台灣社運卻常常講說要利用什麼「時機」，掌握什麼「趨勢」，講得煞有介事，實在很噁心。

搞黨中央搞久了，人們就變得很被動，沒有黨中央「發動」什麼，簡直不能有什麼作為。就算有的話，也往往把它視為「不成氣候」或「不重要」，嗤之以鼻。

其實，我們不該整天罵媒體，因為，我們自己的心態不就跟他們一模一樣？人多的就重視，有名人出現、有頭銜的，就彷彿多了什麼「份量」，「值得」我們關注。

社運界的種種心態和行為，其實就跟媒體或政客作風毫無兩樣，只不過是把「選舉遊戲」換個形式演出而已。就像打小蜜蜂跟打坦克車其實都是打電動，骨子裏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台灣，誰能否認這一點？

可是，一切氣候難道不是由無數的「不成氣候」給弄出來的？我們又不是每一次活動都是武昌起義不是嗎？如果我們不是一心想著「畢其功於一役」，那麼，任何人大可自己一個人隨時隨地幹點什麼，而根本不需要「黨中央」來「發動」。可是，台灣的社運界就跟政客一樣，全然不把這種個人力量看在眼裏，我們只看重「大型的」、「人數多的」、「有名的」、「媒體感興趣的」、「有頭銜的」。

可是，我如果今天心血來潮，我難道不能自己一個人或多找一兩個朋友去某個地方舉牌或干擾什麼會議的進行？有那麼難嗎？我們又不是摩托車，需要別人來幫我們「發動」嗎？難道我不會自己「發動」自己？

堤防倒塌的那一刻是很壯觀沒錯，但是，堤防之所以倒塌，斷然不會只是因為最後那一個波浪特別強的緣故。堤防會倒是因為之前已經有無數大大小小的浪頭，我們總不能以為之前的那些浪頭是多餘或無用的。

我看到的英國社運是一波又一波的浪頭，不管多麼微小的浪，它總是從來不間斷，而台灣卻不然。台灣的社運模式就是論述或開會。論述得越艱深越炫，但其實所要表達的不外只是一些很阿西的意見。至於開會，往往開了很久很久很久，開得人仰馬翻、精疲力竭，然後「規劃」出小小的一個人工浪頭。更奇怪的是，沖完這一浪之後往往立刻急著問說堤防倒了沒？或者抱怨說我這偉大的神聖一浪，為什麼別人都沒有注意到？

英國的社運，使我大約能有個信心：某個堤防儘管再堅固，總有沖垮的一天，因為他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社運人士」。可是，向來迷信「大而美」的小台灣，卻一直相信彷彿有個什麼神奇浪頭，經由「黨中央」的「集結」，或經由「名人」的帶頭，或經由某種時機的美妙掌握，就能帶來致命一擊。這樣的社運文化不改，老實說，我對之完全不抱任何期望。

可以這麼說，英國式社運是一種生活方式，發自個人感情和基本認知，做起來自自然然，既沒得炫，也一點困難度都沒有，任何人，大大小小男女老幼都可隨時隨地從事各種形式的「社運」，就跟學校組任何一種社團一樣，簡單得不能更簡單。

而且，不會有人在隊伍或在活動裏區分誰比較資深，誰比較資淺，誰比較有「份量」誰沒有，誰該站隊伍前頭來「領導」，誰該笨笨地充當人頭，彷彿他不是一個「人」，至少不是一個「有用」的人；彷彿他不是「一」，而只是幾萬人之中的「幾分之幾」似的。

台灣式跟英國式社運正好相反，走完全相反路線。在台灣，「社運人士」變成一種特殊身份或特殊作為，一點都不生活化，喜歡「領導與被領導」，走的是「黨中央」路線。而且，更奇怪的是，其成員一個個口吐艱深而怪異的語言，讓人很容易就能區分出誰是社運人士或什麼文化菁英。

可是，在英國，可以說根本沒有「社運人士」的存在，因為大家都是「社運人士」。就好像大家如果都是人，那麼，強調自己是人就沒有什麼意義一樣。

4. 喜歡把簡單的說得很難。

除了簡單的事喜歡搞得很隆重、很困難之外，更喜歡吊書袋、吊「理念」。這簡直就是台灣「進步青年」一個基本現象。簡單一個想法，應該大家都能懂的，偏偏要把它講得很困難，講得玄之又玄，以便讓人佩服。

問題是，如果你不是智能有問題，怎麼會把那樣一種超簡單的意見講得如此不知所云？

聰明的人，把困難的想法講得讓人聽懂，充滿虛榮的笨蛋則相反，一個很幼稚很瑣碎的想法，他偏偏能講得很炫、很玄。而且，不令人訝異，報紙特別愛登這樣一些極其低能的文章。

經過這麼一種玄妙論述，搞得人心惶惶，令人望之怯步。於是，只能吸引同樣自命不凡的一些笨蛋、而「一般人」彷彿沒有五把刷子就無法參與社運似的。比較老實一點的人，說不定還真的以為自己學問見識不如人。

可是，我實在無法想像，如果連純粹抽象的哲學觀念都能表達給一般人聽懂個大概，難道還會有什麼和現實有關的想法，卻反而抽象艱深到無法用簡單的句子來表達？

我一點都不反智，而且正好相反，我認為我們應該少點濫情，多點知識和見識。可是，真要談知識就得談得像樣一點，不要永遠只會講那不知所云的幾個詞彙，整天無時無刻、隨時隨地亂吊書袋吊個不停，或總是口吐又艱深又偉大的一些奇怪語言，好像小學國語老師沒有教好似的。

憑良心說，我們什麼時候能跟進步青年好好溝通幾句？幾乎不可能！更不要說什麼「討論」了。我有時真是不禁懷疑，台灣這些進步青年是不是自卑感都很重？所以需要很多裝飾品或化粧品來維持那弱不禁風的自尊？

難道我們不想與旁人溝通？溝通就要有溝通的誠意，一個想法也才有可能逐漸獲得眾人的支持不是嗎？如果老是要像在寫什麼蹩腳論文那樣講話或寫東西，實在很討人厭，那只會讓一個想法更形萎縮，而不是更茁壯。

聽台灣進步青年講話或寫文章，常常讓我感覺實在他媽的很難受，簡直想懸樑自盡。

在英國，我無法想像會有什麼「進步」團體講話或寫文章是這副德性。也許，台灣進步青年就像一個小朋友，剛學會九九乘法，很得意，然後就每天強調九九乘法的重要性，而且故意講得玄之又玄，講得偉大不凡，彷彿擁有它是一種不得了的能力或特質似的。

5. 喜歡檢驗別人的意識形態。

關於這一點，我寫過太多了，這似乎是「號稱左派」的特有現象。簡單說就是，懷抱著虛榮，以為左就比較炫、比較酷，於是喜歡強調自己才是「真正」左派，而別人不是；於是喜歡整天在一些老掉牙的「理論」或「蔣公說」等等上面打轉，謂之「深化理念」。

幾乎從十幾年前的什麼「學生嘴巴運動」開始，「理念」這兩個字就塞滿了進步青年的嘴巴，整天強調理念理念的，可我不知道他們曾經提出過什麼理念？我聽到的，往往只是一些充滿虛榮的蠢話或傻話而已。

同樣地，我也不反對學術討論，可是，要講學術就要像樣，不能總是胡扯不是嗎？而且，在你自己所屬的學界裏，難道還討論得不夠多嗎？seminar 還不夠煩嗎？難道不能盡量用簡單一點的語言跟大多數人講話或寫東西？

我們不是老強調什麼「普羅大眾」嗎？可是，你何時真的想跟別人溝通？你只是想跟別人炫罷了！把一種理應眾人皆能懂的瑣碎想法，故意講得那麼難，這是什麼心態呢？

6. 太不誠實。

我們總喜歡「權宜」，以便「結合」更多力量來達到某個「「「眼前」」」目的。好比說，為了另外某種目的，本來明明主張暴力的，也許突然一夕之間基因突變，變成「和平使者」。

所謂「和平」，有時聽起來，似乎只是一種攻擊對手的「武器」。就好像以前的黨外人士或早期的民進小爛黨一樣，整天講人權，幾乎每一個政客都很想加入台權會，可是，他媽的原來所謂「人權」，只是被他們當成一種鬥爭國民黨的「武器」，以及累積個人政治資源或聲望的「工具」。

我們如果老是喜歡這樣便宜行事，眼前當然會有一些「好處」，但是，最後吃虧的仍然是大家。

我們不可能用權謀去贏得眾人的信任。沒有一個政客能永遠權謀個不停，社運當然也一樣，誠實一點總是好的。

所謂「不誠實」，不是說我們都在說謊，而是說我們該把一些道理「「「當真」」」，不能隨口說說，不能老是「權宜措施」，不能為了某個目的，就用另一種漂亮的說詞來掩飾或當武器，不能講一套做一套，不能多重標準，不能動不動就是愛啦、非暴力啦、公義與和平啦。當我們大聲呼喊這些口號時，是當真呢？還是只是當成一種自欺欺人的廉價口號？

當然，更糟的是像美國那樣，一下丟炸彈、丟雞蛋，一下又滿口和平。這些美好字眼真是很無辜，總是被隨便說說，就像衛生棉一樣，用完即丟，反正「下次」還有其它新包裝、新口號可以用。

台灣社運的問題真是寫不完，簡單一句話就是：玩假的。至少不是很純；攙雜了太多虛榮。一切問題也似乎都和虛榮這個雜質有關。

不過，耐心讀到這裏的社運「同志」們，請別抓狂，我說的一切，完全只是一種現象、一種感覺，並非指哪個特定人事或團體，就跟我們觀察到台灣醫生很愛錢一樣，並沒有指哪個醫生愛錢。

所謂社運，競爭的是「「價值」」（value），而不是權力。也就是說，我們的「品味」應該跟對手不一樣，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而不是在同一種品味下競爭誰是老大。我們在乎的，從來不是「誰」當家的問題。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種「看世界的方式」被普遍接受。

我們不該用跟對手同樣的尺度來衡量人事物的價值。我們不該總是在「效率」、「業績」、「權謀」以及「肉眼可見的力量」等等這些東西底下做思考。如果是這樣，那麼，一來，沒有做社運的必要，二來也根本沒有任何勝算；因為，那等於是說一切都不會改變，改變的只是招牌或不斷換老闆而已，賣的仍然是人肉包子。

手段是重要的，因為，手段變了，目的也就會跟著變。對手段的考量更是重要的，因為，我們之如何考量手段或如何看待人事物的價值，意味著我們真正想要追求的究竟是什麼。